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农村扶贫工作取得巨大成就,创造了世界减贫史上的伟大奇迹,成为首个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中国贡献,提供了中国经验、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梳理70年来我国扶贫工作的历程、深刻总结扶贫经验、找准未来持续推进扶贫工作的着力点,对促进农村贫困人口全面摆脱贫困、更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及助力世界减贫事业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壮丽七十年,弹指一挥间。

人类减贫史上最伟大的篇章_社会真情_好文学网。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解决贫困问题,带领人民持续向贫困宣战。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积极探索、顽强奋斗,实现7亿多贫困人口摆脱绝对贫困,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加大扶贫投入,创新扶贫方式,扶贫开发工作呈现新局面,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我国成为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率先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这个成就足以向世界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扶贫的历程

短短七十年,减贫七亿人。

新中国70年的减贫史,既是不懈探索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奋斗史,又是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发展史,更是持续积累中国减贫经验和取得巨大减贫成就的辉煌史。恩格斯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在新中国70年的减贫历史长河中,不同时期的减贫思想、减贫模式和减贫方案存在差异、各有侧重,但始终相互联系、一脉相承,形成了系统完整的逻辑体系:从“明确贫困根源”的逻辑起点出发,沿着“解决贫困根本手段”的逻辑主线展开,依托“治理贫困科学方法”的逻辑支点深入,朝着“逐步解决贫困问题”的逻辑目标推演,即严格按照“发挥制度优势——发展解放保护生产力——推行‘减贫组合拳’的综合治理——实现全面主动减贫”的逻辑,全力推进中国特色减贫事业向前发展。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扶贫事业先后经历了小规模救济式扶贫、体制改革推动扶贫、大规模开发式扶贫、整村推进式扶贫、精准式扶贫五个阶段,实现了我国农村扶贫工作由粗放扶贫向精准扶贫的转变。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前署长海伦·克拉克曾由衷赞叹道,“中国最贫困人口的脱贫规模举世瞩目,速度之快绝无仅有!”

发挥制度优势推进减贫进程

1949年至1978年:

海伦·克拉克的赞叹,是因为新中国自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创造了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惠及人口最多的减贫奇迹。

在推进新中国减贫事业的过程中,我们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从源头寻找减贫的治本之策,确立了以制度为基础的国家减贫模式。

小规模救济式扶贫阶段

中国减贫有多辉煌,中国扶贫就有多艰辛。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贫困问题的总根源。资本主义制度不仅不能解决贫困问题,反而会导致贫困问题不断深化直至矛盾的爆发。要根治贫困,必须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理论上,始终坚持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减贫理论。邓小平同志指出:“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摆脱贫穷的问题。”在实践中,坚持依靠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筑牢了减贫事业的根本制度保障,实现了有效减贫,彰显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经济基础较为薄弱,农村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农民生活水平不高,整体上处于绝对贫困状况,扶贫任务十分艰巨。为了改变农村地区贫困落后的面貌,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农村贫困群体、边远落后地区群体、因灾致贫群体、战争伤残群体实施了救济式扶贫。通过提供物资或现金,帮助他们维持基本的生活需要。

如今曾生活在中国农村80岁左右的老人,儿时几乎都有过挨饿受冻的经历。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在旧中国再常见不过了。

新中国成立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确立了以制度为基础的国家减贫模式。在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中,经过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得以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得以形成,奠定了国家动员减贫的坚实制度基础;通过土地制度改革,人民群众掌握了社会生产资料,享有了平等的土地权利,建立了农业增产和解决温饱进而摆脱贫困的有力制度保障;通过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团结各族人民和各个阶级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形成了集中力量解决贫困问题的强大组织合力。

小规模救济式扶贫在短期内满足了农村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需要,但是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根据1978年我国规定的贫困线标准测算,我国农村贫困人口规模为2.5亿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25.97%,农村贫困发生率达到30.7%。

新中国成立让亿万人民翻身得解放。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让全国3亿多无地农民获得了宝贵的土地,根除了导致人民贫困的制度因素。

改革开放新时期,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不断促进减贫工作常态化。改革开放开启之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进一步凸显和发挥,常态化的减贫工作机制逐步建立。党和国家从这一时期的具体实际出发,科学制定和实施扶贫方略,全国人大六届四次会议将“老、少、边、穷”地区脱贫列入“七五”计划,减贫工作上升为国家战略行动;扶贫攻坚计划和扶贫开发纲要相继出台,减贫工作进一步落到实处;国务院成立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减贫责任和领导机制正式确立;针对贫困地区的专项扶贫资金得以设立,国家级贫困县的扶贫标准正式明确,贫困地区脱贫步伐加快,减贫重心实现了从救济式到参与式的转变。

1978年至1985年:

1950年到1955年,中国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9.8%,亿万人民看到了脱贫的希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通过制度创新加快推进减贫事业发展。新时代,党和国家将脱贫攻坚工作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加大扶贫投入,创新扶贫方式,减贫目标、责任、考核、评估机制不断完善,减贫工作的针对性和精准度持续提高,稳定脱贫的长效机制逐步建立,扶贫开发工作呈现新局面。党和国家根据工作进展及时调整扶贫方略,出台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相关政策,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扶贫方向实现了从广泛到精准的转变;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减贫责任体系正式建立,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一起抓扶贫的减贫责任机制开始实行,确保了层层落实和履行扶贫责任;考核贫困地区扶贫开发工作成效的考核机制开始建立,改变了传统以考核贫困区域地区生产总值为导向的考核方式,明确了贫困地区扶贫开发的工作重点;“回头看”和省际交叉考核等考核方式开始运用,保证了扶贫开发成果的真实有效;第三方评估的评估机制正式引入,确保了扶贫评估结果的客观公正,在很大程度上预防了脱贫人口返贫。2016年,全国返贫人数为68.4万人,2017年降为20.8万人,2018年大幅下降为5.8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到1.7%,显示出较高的减贫工作实效。

体制改革推动扶贫阶段

但当时由于生产低效等原因,直到改革开放前,广大农村群众生活仍然艰难,吃不饱饭的人在全国农村比比皆是。

以发展解放保护生产力为根本减贫手段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我国农村扶贫工作也进入到体制改革推动扶贫的阶段。

按我国当时家庭年人均收入低于150元人民币属于贫困户的标准,1978年改革开放前夕,我国农村贫困人口超过2.5亿,占全国农村总人口的33%。

党和国家在推进减贫事业的过程中,始终将历史唯物主义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理论作为基本依据,力求从根本手段上破解贫困难题。这一根本手段,就是不断发挥生产力在减贫工作中的助推作用,持续夯实减贫的物质基础。

这一阶段实施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措施,包括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部分农产品的价格、扶持乡镇企业发展等,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调动了农民劳动的积极性,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减少了农村贫困人口的数量。按照1978年的贫困线标准,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由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1985年的1.25亿人,农村贫困发生率从30.7%下降到14.8%,年均减贫1786万人。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农村逐步全面推开。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不断探索和丰富了“生产力”的内涵,强调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保护生产力的辩证统一,注重依靠发展来减贫,并根据不同时期的贫困问题,实施符合国情和发展实际的减贫政策,采取有计划有差别的减贫方式,不断提升减贫实效。

1986年至2000年: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78年至1985年,全国农民人均粮食产量增长了14%,人均纯收入增长了297%。农业土地产出率大幅度提高,农村贫困状况大幅度缓解。全国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从2.5亿人迅速下降到1.25亿人,平均每年减少1786万人。贫困发生率从30.7%下降到14.8%。

在发展生产力中积极减贫。新中国成立初期,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大面积灾荒加剧了贫困程度,在落后的生产条件下,党和国家减贫的重心在于提高生产力水平、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这一阶段主要采取恢复和发展各项生产、对贫困地区进行物资输送等措施缓解贫困。改革开放新时期,减贫的重心转换为推动贫困地区和贫困农户脱贫致富,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支持贫困地区产业发展、鼓励贫困地区发展商品生产、推进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到进入21世纪后的优化贫困地区产业结构、推进产业化扶贫,贫困地区产业发展迅速,对减贫工作形成了强大的支撑。进入新时代,党中央明确把发展作为解决贫困的根本途径,着力在构建大农业发展格局、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中加大产业扶贫力度,贫困地区的生产力水平得以提升。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减贫历程,不仅是贫困地区的生产力获得发展的过程,也是我国现代农业稳步发展的过程,我国的农业生产能力不断得到提升,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得到切实保障。1949年,全国粮食产量仅为11318万吨;1978年,全国粮食产量增长到30477万吨;2000年,全国粮食产量增加到46218万吨,两亿多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得到了根本解决;2018年,全国粮食产量跃升为65789万吨,我们成功将饭碗牢牢端在中国人民自己手中,实现了用较少土地养活较多人口的中国奇迹。

大规模开发式扶贫阶段

这时,中国农村的贫困问题由制度约束转向区域约束和能力约束,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

在解放生产力中有效减贫。解放生产力,是发展生产力的重要前提。邓小平同志指出:“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生产力获得前所未有的解放和发展,中国不仅赢得了民族独立,也逐步实现了经济上的独立,为积极消除贫困、持续改善民生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改革开放新时期,农村改革等各项改革有序推进,不合理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束缚不断得到破除,在整体实现解放生产力和推进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贫困地区的生产力水平也得到快速提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确保了农民独立自主的经营权,极大地提高了贫困人口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农产品价格改革的推进,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格,保证了贫困人口的农业收入来源;乡镇企业改革和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行,改变了贫困人口单一依赖农业生产生存的状况,农民可以自由从事农业生产以外的经济活动,促进了贫困人口收入来源的多样化。进入新时代,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进一步破除束缚贫困地区生产力发展的各种弊端,贫困地区的生产力水平进一步提升。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加快健全,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对脱贫的辐射带动作用逐步发挥;户籍制度改革深入推进,农民工同工同酬等权益得到保障,贫困人口增收渠道进一步拓宽。2018年,全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0371元,其中,人均工资性收入为3627元,已成为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增收的主要来源。

1986年6月,国务院成立了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我国农村扶贫工作进入到大规模开发式扶贫阶段。

1982年,国家启动“三西”专项扶贫计划,1986年成立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1994年以后先后颁布实施《国家扶贫攻坚计划》和两个为期十年的农村扶贫开发纲要,持续推进扶贫开发。到党的十八大前夕,中国农村居民的生存和温饱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贫困人口的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从2001年的1276元,增加到2010年的3273元,年均增长11%,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在保护生产力中稳步减贫。保护生产力,是发展生产力的重要保障和重要内容。在贫困地区生产力水平和贫困人口收入水平稳步提升的同时,党和国家注重将发展生产力与保护生产力相结合,明确生态环境也是生产力,充分发挥扶贫的生态效益。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扶贫开发与生态保护相结合,积极推动贫困地区生态建设和资源环境保护,贫困地区生态恶化问题逐步缓解;积极发展生态农业和环保农业,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提高。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我国开始树立绿色减贫的发展理念,走上了可持续的绿色减贫道路。在保证一定脱贫速度的同时,着重提升扶贫开发的持久性和稳定性,减贫的重心转变为在发展中促进保护、在保护中寻求发展。在扶贫开发中,坚持精准扶贫与生态保护相结合,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着力于实现扶贫开发和生态改善的双赢;坚持精准扶贫与绿色发展相结合,合理利用贫困地区的自然资源和生态资源,加快推动贫困地区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着力于实现扶贫开发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统一。

这一阶段,我国成立了专门的扶贫开发领导机构,制定了扶贫开发方针,确定了以县为对象的瞄准机制。1986年确定了331个国家级贫困县,1988年确定了370个国家级贫困县。1994年,国务院印发的《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将国家级贫困县调整到592个,提出要用7年时间解决全国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2000年底,“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目标基本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农村贫困地区群众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然而,贫困问题仍未从根本上解决,扶贫仍有许多“硬骨头”。

采取“减贫组合拳”综合治理贫困

2001年至2013年:

“三西”就是“硬骨头”之一。

进入21世纪,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分布逐渐从国家级贫困县区域向村级区域集中。基于这一现状,2001年6月,国务院发布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提出“尽快解决少数贫困人口温饱问题,进一步改善贫困地区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巩固温饱成果,提高贫困人口的生活质量和综合素质,加强贫困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态环境,逐步改变贫困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的落后状况,为达到小康水平创造条件”。国务院扶贫办以贫困村为重点扶贫对象,在全国开展了整村推进扶贫工作,推动我国扶贫工作进入到整村推进式扶贫阶段。

“三西”为何那么穷?不是因为人懒,而是因为自然条件过于恶劣,严重缺水、靠天吃饭的问题长期未能解决。

期间,我国确定了14.8万个贫困村,扶贫资金、扶贫政策以及扶贫项目直接向贫困村倾斜,改善了贫困村的生活条件,提高了贫困村的收入水平。2012年底,在现行标准下,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为9899万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作为补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都不能少;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扶贫脱贫工作,明确提出,到2020年,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

2013年至今,在总结以往扶贫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农村扶贫工作进入到精准式扶贫阶段。

中国扶贫开发从此进入脱贫攻坚新阶段。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考察时提出“精准扶贫”,精准扶贫战略逐步落地。这一阶段主要针对“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四大问题,提出了贯彻落实“六个精准”“五个一批”的具体要求及实践路径。在精准扶贫战略的指导下,我国扶贫工作成效显着,农村贫困人口由2012年的9899万人减少到2018年底的1660万人,6年来连续超额完成千万减贫任务,贫困发生率减少到1.7%。

2014年,全国组织80多万人进村入户开展贫困精准识别。

中国扶贫工作的主要经验

经过一年的全面排查,全国共识别贫困村12.8万个、贫困户2948万个、贫困人口8962万,基本摸清了我国贫困人口分布、致贫原因、脱贫需求等信息,建立起了全国统一的扶贫开发信息系统。之后又开展建档立卡“回头看”,补录贫困人口,剔除识别不准人口。

70年来,我国积累了丰富的扶贫实践经验,为世界其他国家的减贫事业带来重要启示。

短短几年间,习近平总书记走遍了全国18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

一是坚持党对扶贫工作的领导。70年来,我国始终坚持党对扶贫工作的领导,这既是我国扶贫工作的鲜明特色,也是我国扶贫事业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实践证明,坚持党对扶贫工作的领导,为我国如期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障。

从中央到地方,五级书记抓扶贫,强化党政一把手负总责的责任制。坚持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全国派出43.5万名优秀干部到贫困村和基层党组织薄弱涣散村担任第一书记,选派277.8万名干部驻村帮扶。坚持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

二是坚持农村改革与扶贫工作相结合。坚持农村改革与扶贫工作相结合是我国扶贫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经验之一。面对我国绝大多数农村地区处于贫困状态这一现实国情,1978年,我国进行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极大推动了农村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减少了农村贫困人口的数量。1985年,我国实施了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促进了农产品市场的发展,提高了农村贫困群众的收入。进入21世纪,我国统筹城乡发展,深化农村税费改革,逐渐减轻了农村贫困群众的生活负担。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持续深化农村改革,推进土地制度改革、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等,为确保农村贫困地区实现脱贫任务,进而更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重要保障。

怎么脱贫?办法是坚持“两不愁三保障”脱贫标准。发展产业脱贫一批,易地扶贫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

三是坚持开发式扶贫与救济式扶贫相结合。开发式扶贫与救济式扶贫相结合是我国农村扶贫工作的基本方针,也是我国扶贫事业顺利推进的一条宝贵经验。对贫困人口来说,救济式扶贫虽然可以解决燃眉之急,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因此,1986年我国开始实施开发式扶贫战略,通过开发贫困地区优势资源,引导贫困地区发展特色产业来提高其自身的“造血功能”,这是农村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重要出路。然而,对于那些缺乏劳动能力的贫困群体,开发式扶贫远远不能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需要,必须以救济式扶贫为辅。推动开发式扶贫与救济式扶贫相结合,有助于保障我国扶贫事业的持续推进。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广大党员干部奋力拼搏、无私奉献,在扶贫最前线谱写出一曲曲生命壮歌。截至2018年底,全国有600多名扶贫干部牺牲在脱贫攻坚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而按现行扶贫标准衡量,截至2018年底,新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7.7亿人减少到1660万人,贫困发生率降至1.7%。2018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371元,占全国平均水平的71%。

四是坚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工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调动社会上的一切积极因素为农村扶贫工作服务。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扶贫开发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要动员和凝聚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调动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等多方力量,形成“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具体来看,坚持政府投入的主体作用和主导作用,深入推进东西部扶贫协作、党政机关定点扶贫、军队和武警部队扶贫、产业扶贫、社会各界力量参与扶贫。多方力量共同参与,形成了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强大合力。

近年来,我们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多予少取放活,通过减少农民、提升农民,不断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聚焦富裕农民。

五是坚持探索精准扶贫方略。实施精准扶贫是对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扶贫工作实践经验的总结。在救济式扶贫和体制改革推动扶贫阶段,我国将整个农村地区确定为扶贫对象。在大规模开发式扶贫阶段,我国开始调整扶贫对象,将贫困县确定为扶贫对象。在整村推进式扶贫阶段,我国把扶贫重点转向贫困村。党的十八大以后,《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发布,强调“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深入分析致贫原因,逐村逐户制定帮扶措施。我国开始将扶贫对象精确到贫困户,不断探索扶贫对象的精准化,从而确保每个需要帮扶的贫困群众都能从中获益,做到真扶贫、扶真贫。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过去的6年间,农村贫困人口累计减少8239万人,80%左右的贫困村退出,一半以上贫困县脱贫摘帽。

六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我国农村扶贫工作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动摇,坚持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和需求放在扶贫工作的核心位置。

自此,中国脱贫攻坚取得阶段性的重要胜利!

未来我国扶贫工作的着力点

但也要看到,截至2018年底,全国334个深度贫困县还有未脱贫人口627万人,占全国贫困人口的45.4%,贫困发生率达6.4%。剩余贫困人口中,“老、弱、病、残”人口占比高,文化水平低,很多都是“无力脱贫、无业可扶”的难啃“硬骨头”。

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是我国扶贫工作的阶段性目标,农村扶贫工作任重道远。对此,需要找准未来我国扶贫工作的着力点,确保农村地区实现可持续脱贫。

这些“硬骨头”散布在24个省份的1800多个深度贫困乡镇和3万多个深度贫困村中。尤其“三区三州”所在的6省区,脱贫攻坚的任务很重。2018年,中央专项扶贫资金200亿元增量全部用于支持深度贫困地区,其中120亿元增量资金用于“三区三州”,占当年增量资金的60%。2019年,中央专项扶贫资金200亿元增量全部用于“三区三州”和“三区三州”外贫困人口多、贫困发生率高、脱贫难度大的深度贫困地区。国务院扶贫办也会同“三区三州”6省区连续2年组织召开“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现场推进会,推进实施方案落实。在一系列脱贫攻坚的政策举措之下,贫困发生率高、贫困人口规模大的“三区三州”地区,一定会完成艰巨的脱贫攻坚任务。

第一,坚持党的领导,整合扶贫资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越是进行脱贫攻坚战,越是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70年来,我国扶贫工作取得巨大成就与坚持党的领导密切相关。我们党通过其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以及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工作,有效整合了社会扶贫资源。我们要彻底摆脱农村的贫困面貌,就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进一步发挥好整合社会扶贫资源的强大优势。具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坚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通过落实抓党建促脱贫的工作体制,把基层党建同脱贫攻坚工作相结合,建立好的党支部,选好配强领导班子,精准选派驻村工作队,为整合扶贫资源提供有力的组织保证。二是坚持发挥各级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通过落实脱贫攻坚一把手负责制、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抓扶贫的领导体制,为整合扶贫资源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三是坚持发挥脱贫攻坚的制度优势。通过实施严格的考核评估机制、监督问责机制、目标责任制度以及正向激励机制,为整合扶贫资源提供可靠的制度保证。

澳门正规赌博十大网站,2020年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这将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首次整体消除绝对贫困现象,是人类减贫史和农民增收史的奇迹,是人类反贫困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辉煌篇章。

这也意味着,中国将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确定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减贫目标。

伟哉,中国扶贫减贫!

壮哉,中国脱贫攻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