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历史上,焚书活动可谓源远流长。早在公元前612年,巴比伦人攻陷亚述国首都尼尼微后,将亚述王宫付之一炬,王宫图书馆中的大量藏书也在这次浩劫中被毁。这是世界历史上早的有记录的焚书活动,也开创了以后三千年人类焚书活动之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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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历史上的焚书,有许多是发生在战乱时期。位于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曾是古代西方世界大的图书馆和学术中心,在罗马时代曾在战乱中数度被毁。在中国,一旦发生战乱,官私藏书往往与整个城市一起玉石俱焚。秦朝末年,项羽入咸阳后,将秦始皇焚书之余保存下来的官府藏书,连同咸阳一把火焚毁。清人刘大魁写了《焚书辨》,力证秦朝博士收掌之书未焚于秦始皇,而是项羽屠咸阳、烧宫室时才被烧毁。
到了东汉末年,军阀混战。董卓放弃洛阳西撤时,将洛阳城付之一炬。唐末黄巢占领长安后,不敌李克用的攻势,放弃长安东撤而去,身后留下的是一片火海的长安。在这样的时候,东汉和唐两代收藏的大量官私藏书当然都无从幸免。公元555年,梁朝首都江陵城被西魏大军围攻,城陷前夕,梁元帝下令将宫中收藏的14万卷图书全部焚毁,这些图书是当时中国现存图书的主体。
到了公元1258年,蒙古人攻克阿拉伯帝国阿巴斯王朝的首都巴格达。当时巴格达是伊斯兰世界的学术中心,那里着名的“智慧宫”建立于公元760年代,由翻译局、科学院和图书馆等机构组成,是“伊斯兰黄金时代”整个伊斯兰世界和欧洲重要的综合学术机构,收藏着大量的书籍和手稿。到了此时,这些书稿都被蒙古人一把火烧了个精光。
但是世界史上的大多数焚书活动并不是发生在战乱时期,而是发生在和平时期。这种焚书主要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在中国,通常人们都说焚书始于秦始皇。事实上,秦始皇的祖宗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早就已开始这样做了。秦孝公任用商鞅进行变法,韩非说商鞅“教孝公燔《诗》、《书》而明法令”。
因此秦始皇焚书是有家传的,只不过是他把这个工作更加做大做强了。到了他统一中国后,丞相李斯上了一道着名的奏折说:“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秦始皇做出批示:“可。”由此展开了这个举世闻名的大焚书活动。
在中国之外的地区,情况也如此。公元前7世纪初,犹太国王约雅敬焚毁了先知耶利米写的《巴录便尼利亚》,原因是他不喜欢这部作品对巴比伦将入侵的预言。公元前168年,叙利亚塞琉古王朝国王安条克三世下令将在耶路撒冷发现的犹太教律法书“全部撕碎并焚毁”。这是世界史上早的出于宗教原因的焚书事件。
在中国,信奉基督教的太平天国将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视为异端,大力铲除。陈旭麓先生指出,太平天国可以算作历史上头一次大规模的反孔群众运动了:所过之处,往往焚学宫,木主,至十哲两庑,狼藉满地。入南京后又大规模地搜书和烧书,规定说:“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书苟满家法必办。”曾国藩指出此举使得“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
即使是在西方,这种焚书活动也时有发生。19世纪末,一个名叫安东尼・康斯托克的人说服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个打击淫秽制品的法案,并带头成立了“纽约镇恶协会”,专门打击与性有关联的任何书籍。
进入20世纪后,出于意识形态的焚书活动不仅依然在继续,而且愈演愈烈。焚书事件发生越来越频繁,规模越来越大。
苏联建立后,为了维护“社会主义的纯洁性”,提出要创建一个无产阶级的“真空”环境以避免人们遭到毒害。“清除环境”的第一步就是焚毁“政治上有害的图书”,消除“人民敌人”的腐蚀和毒害。
1922年6月6日,苏联国家文学与出版管理总局正式成立,拟定了一份禁书名单,起初只是列出不宜公开的禁书,后来则包含所有公众不宜的出版物。名单上的禁书,无论本国还是外国作品,都一概没收,交与人民内务委员会封存。若禁书印数太多,就大量销毁。在这个“焚书”运动中被销毁的图书资料数量惊人。
20世纪前半期着名的焚书活动,莫过于1933年德国的“焚书大典”。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政府总理,纳粹党从台下走到了台上。1933年3月,德国的大学生成立了“德国大学生新闻和宣传总局”,向出版自由、新闻自由宣战。宣传总局成立后发布了“一号通函”,宣布他们将采取行动:“作为宣传总局的第一个措施,将从1933年4月12日开始,5月10日结束,进行一个为期四周的总行动,所有的大学生和全德公民都要参加。”紧接着两天后又发布了“二号通函”,要求大学生对“因不加思考或无知而弄进来的”书籍首先进行清理,接着把清理范围扩大到朋友和熟人的书架、公共图书馆,后还要求每个人必须在自己的影响范围内进行大规模宣传。
书籍在20世纪的中国也是命途多舛。1966年6月1日,“文革”大幕正式拉开,《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明确提出“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1966年8月17日夜,北京第二中学的红卫兵拟就了《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的战斗宣言,宣布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1966年8月18日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文化大革命”的大会上,林彪借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中的话号召:“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大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在这个战斗号令的鼓动之下,从次日清晨开始,红卫兵们便在北京开始了“砸烂旧世界”的行动。
由此可见,焚书活动贯穿了人类的文明史。这里我们要问:为什么人类历史上会有如此之多的焚书活动呢?
书是什么?苏联作家高尔基说:“爱书吧,这是知识的源泉”,“每一本书都在我面前打开了一扇窗户,让我看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新世界”。书之所以被称为知识的源泉,因为它是知识的主要载体,从中我们可以获得人类创造出来的精神财富。
历史上那些因意识形态而焚书的狂热分子,都坚信说他们这么做是为了坚持自己信奉的主义,是为了纯洁社会大众的精神世界。然而,正如作家林达所言:“历史一再证明,今天看来是危险的思想,明天却会成为常识。一些权势人物判定的危险书籍,却可能是公众知识不可或缺的来源。禁书似乎有理,却从来没有成功。”
虽然从长远来说焚书从来没有成功,但是我们也要注意:焚书并未从我们生活的世界上消失。到了科学昌明的21世纪,但是焚书事件仍在不断发生。
2013年1月,非洲国家马里的伊斯兰叛军烧毁了两座藏有珍贵的13世纪手稿本的档案馆。这些文档涵盖了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中世纪的历史,几乎完全没有被电子化或以任何其他形式记录。由于学界还没有对该地区那一时期的历史展开研究,这些书籍也没有被翻译,其中的信息就这样永久丢失了。
到了2015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烧毁了伊拉克境内摩苏尔市的一个公共图书馆,馆内8000余册珍贵的旧书和手稿全部被毁。在伊拉克西部的安巴尔省,ISIS已经焚毁了超过10万本书。为什么这种倒行逆施的行为能够在今天出现?它还能够延续多久?这是需要人们思考的问题。
【倪早菊荐自《今参考・历史》2016年第7期/本刊有删节/王 峰图】

“文革”过去了整整30年,人们仍然无法忘记那既疯狂又充满苦难的年代。

最早说起焚书的,应该是郭沫若了。1966年4月14日他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说:“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其次是巴金,他在上海作协5月的一次学习会上,说他“写的全是毒草”,“我愿意烧掉我的全部作品”。

他们只是表态,表达的是一种写了“毒草”书籍的忏悔心情。

澳门正规赌博十大网站,真正行动起来烧书的,主要是当时被誉为“英雄”的红卫兵,还有一批骄横的造反派。

焚书始于1966年6月,“破四旧”在八九月达到高潮,至1967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以后,部分地方仍有焚书现象。

那个时期,红卫兵、造反派将抄家,抄部分文化馆、书店、图书馆、寺庙、教堂和文艺团体所得的大批图书,包括国内外文学名着与美术作品,宗教书籍,还有文稿画稿,教材笔记,家谱族谱。历史照片-民国时期的书画报、政经资料,明清等朝代的书籍、字画,以及戏装、易燃文物等等,除了集中管理和私分的以外,大都进行焚烧、损毁。许多图书被随意抛弃、践踏,有的被当做手卷烟、糊墙的用纸和厕所手纸、垫马桶盖的纸。

这场浩劫,毁灭了大批珍贵图书、资料。被焚毁图书的总数,无法计数。

1967年,北京文物图书清理小组的孙学海等人,利用通县造纸厂机器突然坏了停工的短暂时间,从正要制作成纸浆的大量线装图书、字画堆中,挑选出320多吨珍贵的线装书,其中包括珍贵的宋版书《十三经》缺本、赵孟頫书法手卷一件、徐悲鸿的《奔马》。天津市文物图书清理组的刘光启抢救出了六朝写经《大方广佛华严经》,东晋王羲之的《干呕帖》,宋朝范宽的《雪景寒林图》,元朝杨维桢的《梦游海棠城》,明朝王武的花卉扇面、林良的《芦雁图》等等。

焚书自北京始。大大小小的焚书事件,数不胜数。

人民日报1966年6月1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发表不久的一天晚间,包括《燕山夜话》和《静静的顿河》在内的一批图书,在东单被当众焚毁。

至八九月,伴随“破四旧”的疯狂发展。焚书活动达到高潮。

据武俊平回忆。北京的书店里。除毛着和马列着作外,几乎所有的文学艺术、社会科学的书,都被当作“封资修的黑货”被销毁查封。

红卫兵在东单体育场举行大规模焚书活动,场中堆放着小山般的图书。

从西城区福绥境1061户居民家中抄出的图书字画,被焚烧了八天八夜。

8月23日,北京印刷学校、女八中等校二百余名红卫兵,在国子监孔庙大殿的前院,焚烧市文化局所属各剧院存放在孔庙的大批戏装,其中也有图书。市文化局、文联的作家、艺人、干部、包括萧军、老舍、骆宾基、端木蕻良、苟慧生、马富禄等29个“黑帮”,被强迫头杵地跪伏在熊熊燃烧的火堆周围,并被手持演戏用的刀枪棍及铜头皮带的红卫兵毒打。

24日,梁漱溟家被抄,红卫兵把梁家几代珍藏的图书、字画和旧式衣物。包括粱漱溟正在撰写的《儒佛异同论》手稿及参考资料,统统搬到院子里焚烧。

25日,历史学家顾颉刚家被抄,数千封信札及数千张照片被烧毁,历时三日。

吴晗被抄家时,“就连爸爸珍存着的姐姐从三岁起画的图画,都在‘这是什么玩意儿’的斥骂声里付之一炬。”李维汉写的众多理论文章、学习体会、笔记,除了被抄走做“罪证”的以外,其余被当众烧毁或被撕碎、践踏,章伯钧逾万册藏书,除少数善本被北京图书馆收去之外,部分被进驻他家的红卫兵用作烤火取暖的燃料,其他被送到造纸厂做纸浆,田汉整柜整柜的珍版书籍、名家字画,被堆在他居住的四合院里和胡同口焚烧。

俞平伯的俞家几世积存的藏书,他有关《红楼梦》的研究资料,冯至的书画,其中有《杜少陵诗详注》,重新校改过的里尔克的《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的译本,老舍托齐白石老人给他画的《(匏瓜图》,秦兆阳约一百万字的笔记,都被一把火烧成了灰烬。沈从文工作室里几书架的图书和资料,包括明刊本《古今小说》,是在他所在单位军管会一位军代表声称“我帮你消毒。烧掉!你服不服”之后被烧掉的。黄胄数千张速写画稿以及他几十年来创作的、一时还没有来得及藏匿的作品,被红卫兵抬到附近的军事博物馆的锅炉房焚烧了,还被训斥:“又是毛驴,毛驴能够驮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吗!”章乃器的全部藏书被堆在院子里焚烧,他被红卫兵架住身体,在烈焰烤炙下推搡殴打……

在“破四旧”的狂飙中,天津、上海两市和一些省会城市的书堆大火熊熊。

天津。福建路,红卫兵把字画、线装书,以及乾隆年制的瓷瓶,投进猛烈的火焰中。

上海,8月24日,红卫兵将抄自多个收藏家的书刊、字画和文物,堆于人民广场焚烧。

25日,刘海粟被抄家,他的绘画作品、藏画、报纸,包括他从欧洲携回的画册和他跋山涉水记下的大自然山水及名胜速写,焚烧了五个多小时。

9月2日,傅雷藏书被红卫兵焚毁。傅雷夫妇被拉到大门口,站在凳子上被批斗。

郑逸梅珍藏的书画文物,包括唐伯虎的山水轴,马湘兰的花卉扇,以及王守仁、文衡山、李日华、屠隆、杨维斗、王渔洋、林则徐、曹寅、袁子才、洪亮吉等人的手札与近人苏曼殊的《莫愁湖图》,三四十种报刊杂志,如《晶报》全份,《上海画报》三日刊全份,都被付之一炬。

南京、广州、成都、西安、呼和浩特……,焚书的烈焰蔓延,并肆虐于大江南北许多中小城市。

山东省青州、栖霞、招远、泗水、桓台、成武等市县的大批古书古画,近万件戏装、道具,以及崂山等地寺庙的大量佛家典籍被付之一炬。

11月9日至12月7日,北师大红卫兵在曲阜砸三孔的过程中,烧毁古书2700余册,各种字画900多轴。山东大学生物系几十年积累下来的生物标本被焚毁,其中不乏高价进口的珍贵标本。

兰考县随着焦裕禄1967年被批判,他的纪念馆内全国捐赠的几万册书籍和宣传焦裕禄事迹的有关资料。均被付之一炬。

苏州市图书馆的一大堆“封资修”图书,被堆在广场上焚毁。

湖南南岳的佛寺在被捣毁的过程中,珍藏千年的54部藏经书,503幅贝叶像和大量佛事设施被焚。沅陵县的许多图书、文物,江永县的“女书”手稿,皆成为灰烬。

甘肃天水市8月底焚毁古书画43万余幅。

其他还有:湖北通城县的10万余册古书·福建沙县图书9000多册及大量族谱·浙江三门县、余姚县的大量书画、古董,常山县退休教授徐恭典十年间写的文稿,陕西三原县法院保存的清朝、民国、建国后三个时期的档案共计73000多册,贵州省文联编印的贵州20多个民族的34册民间绝大多数文学资料;四川彭县、崇庆县的古旧书籍、川剧服装,广西防城县文物馆几千部古典书籍、资料和全部档案,皆被烧成灰烬。

在那种“逆者亡”的情势下,只出现过湘西几位小脚老太太不顾一切进入起火的书堆阻止焚书,以及新疆维吾尔族人与焚毁古兰经的红卫兵发生过冲突的个别对抗现象。

有良知的人们只能尽力设法去挽救图书,如首都图书馆被红卫兵冲进,还下令在几天之内“把书统统给我烧了!”首图立即用该馆“红卫兵”名义贴出公告,提出“就地封存,等待命令”,使该馆图书避免了火劫,上海博物馆积极配合红卫兵清点抄家文物,并出具详细清单予以代管,沈阳慈恩寺将一万余册佛经转移到市图书馆;西南美术学院的一箱箱古字画被用一堆废书废报严实掩盖;上海玉佛寺的和尚在市宗教局干部老黄及国棉一厂工人的协助下,使佛经及其他文物得以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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